隨著數位經濟的迅速發展，資料治理已成為決定國家競爭力、企業創新力及公民權益保障的重要議題。全球資料治理正處於轉型關鍵期，如何重塑其價值觀及制度架構，確保技術進步不損害人權與社會信任，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英國近期通過《資料使用與存取法案》，強調「鬆綁管制、促進數據流通、刺激經濟效益」，政府預估該法案未來十年將為經濟帶來高達一千億英鎊的產值。然而，批評聲浪指出法案未建構足夠的防護措施以保障公民資料安全，特別是在人工智慧與生成式演算法迅速演進的時代，涉及著作權、資訊倫理與資料原則等問題尚未充分納入討論。

同時，國際組織積極提出新的資料治理架構。聯合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IFAD）發布的《資料治理政策》強調應「以人為本」，確保資料使用符應公共利益，且避免弱勢族群受害。該政策將資料治理分為策略、戰術與操作三層次，清晰界定資料角色與責任，並提供跨部門合作指南。更導入比例原則，避免過度蒐集不必要資訊，減輕基層負擔，彰顯資料治理與行政正義的密切關聯。

資料治理不應僅限於企業與政府間，而是每位數據來源者皆享有對資料使用方式、使用者與條件的決定權。尤其在AI高度依賴全球資料資源的環境下，其倫理意涵更具深遠影響。

目前全球資料治理面臨多重挑戰，包括資料碎片化與「影子IT」現象擴散，導致企業難以掌握全貌；跨境資料傳輸需面對不同法律規範，如歐盟GDPR及加州CCPA等，合規壓力劇增；此外，資料治理專業人才短缺，約八成企業反映招募困難。更根本的問題則是資料價值分配不均，使用者與產出者權力不對等，形成所謂「資料殖民主義」。

面對這些挑戰，資料治理的解方不應僅停留於技術或制度層面，而必須是一場價值觀重塑與社會共識的建構。缺乏開放公共討論和民主程序，資料政策恐淪為強者訂定的規則，忽視個人尊嚴與社會脈絡。唯有透過層級分明的協作、以人為本的設計及社群參與機制，才能建構兼顧效率、正義與彈性的資料治理體系。

台灣亦可借鏡國際經驗，儘管目前已開始推動《個資法》修訂，並設立數位發展部整合治理架構，但在面對人工智慧大模型、跨境資料流動及本土資料保護等複雜議題時，仍缺整合性規畫。政府須加快建立国家層級資料治理架構，結合公私部門、學研機構及公民社會，發展以民主、永續及創新為核心的數位治理藍圖。

在資料成為現代社會新型資本與管控工具的當下，資料治理關乎我們未來的數位生活方式。它不僅是技術課題，更是牽動民主、公平及社會信任的重要公共事務。技術本身無意識，如何使用資料的人選擇了價值取向，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