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學生手機是否應進入校園再度引發社會激辯。新近公布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原則》草案，主張學生手機進入校園後應統一保管，並配合年級區分不同管理方式。然而，這項新政短時間內便引發一連串討論與爭議。學生普遍認為自身聲音未被納入政策討論過程，教師則擔憂執行負擔、責任歸屬和後續協商的壓力。校方更陷入取得家長、學生、教師三方共識的困境，讓原本看似單純的工具管理，演變為體制信任與教育本質的公眾辯論。

本次手機政策爭議突顯不同世代及角色間的認知鴻溝。部分教師將手機與社群媒體視為學生分心的主因，認為這已成干擾學習動機的隱憂；而多數學生則反映，真正的學習障礙在於單調課程結構、師資支持有限及升學壓力，手機只是科技發展下的次要現象。雙方的落差也反映出台灣教育體系在理解學習場域與新世代需求上的不足。

目前草案強調分級及彈性，實際執行卻幾乎將責任完全交由學校。教師需主動聯繫家長及學生，協商自訂規範，負責申訴、處分等繁瑣事宜，增加教育現場行政負擔。政策看似授權自主，卻也被批評為中央部門推卸風險，讓學校單打獨鬥。此外，學生普遍感受到政策推動時缺乏對自身觀點的重視，「彈性」名義下實則仍以命令主導。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教育現場的科技挑戰遠不止於手機管理。生成式AI工具迅速普及，學生能夠借助AI完成作業、翻譯、撰寫及模擬討論，這讓教師難以判斷學習成果真偽。大多學校尚未建立針對AI的系統課程，相關倫理規範與風險意識教育仍付之闕如。如此一來，僅靠禁止或沒收方式並無法應對現實困境，反有可能加劇教育場域與數位世界的斷裂。

展望未來，單憑限制技術使用難以真正解決問題。科技浪潮不會因政策禁令而停止，學生也難以切割與數位世界的連結。政策的重點應在於培育學生數位素養、判斷力與自我管理能力，使其能有意識地與科技共處，而非僅以封鎖與命令回應時代變遷。教育現場需要的是完整的課程設計、明確的倫理指引和多元的參與聲音。學會面對科技，找到與其共存的智慧，才是台灣教育當下亟需的決斷。